似是故人來


  (高2018級1班李李冰清供稿)

  數日前的中秋節,當我又一次回到涪陵,當我時隔五年再一次見到何偉(彼得·海斯勒)的時候,對于這個如此熟悉又略顯陌生的作家,對于我發生巨大變化的家鄉,對于不斷前行、日新月異的中國,我竟意外地深感責任重大。我決心要將《江城》推薦給如我一般繼承了上一輩關于家鄉和民族記憶的人們。

  90年代末期,涪陵趕上了對外開放的班車,成為了長江上游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1996年8月,何偉作為第一批中美友好志愿者來到涪陵,擔任城內唯一一所高等專科學校的外籍教師。在書的開篇中他寫道:

  “我從重慶出發,乘慢船,順江而下來到涪陵,涪陵沒有鐵路,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會去。”

  這樣坦率熱情而富于洞察力的描寫在整本書中隨處可見,如是的美式幽默作為其寫作風格將尋常的生活品出了獨到的趣味。他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揶揄了七八十年代遺留下的“程序”和“作風”,也以一個局外人的視角訕笑著滑稽的世間百態。毫無疑問的是,比起居高臨下的“西方中心主義”,我們會發現嬰孩般的好奇和異客式的敬仰或許才更應該是這些點滴記錄的濫觴。

  本書的主要內容即是在隨后的兩年中何偉的所見所聞。在這段時間里,他一面在這所改革邊緣的學校里的中國同事和農村學生身上獲得奇妙的發現和匪淺的樂趣,一面,他獨自流連于當地的各式自然風景和巷陌市井之間,既在不懈追溯這座陌生小城的歷史,又在極力融入這座小城的平凡生活。他自己這樣談道:

  “之所以寫成這樣,是為了讓讀者明白一個外國人在涪陵那樣一個偏僻的小城中扮演的兩種角色,有時候只是一個觀察者,另一些時候又深深融入當地的生活。”

  他的視覺有著獨特而精準的洞察力,《江城》絕不是某種形而上學式的紀實作品,也不僅僅是隨性的行旅散記。作為一名中文欠佳的“義務教員”,他所能觸摸到的僅能是這座小城奔涌血脈不甚規則的律動;作為一位熱中探索與思考的作家,彼時的他卻實實在在窺見了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國脈動的源泉。

  作為閱歷尚淺的懵懂學生,我無意妄自揣摩牛津大學文學碩士的杰作;但作為土生土長的涪陵人,我卻自詡在對這座江城的感情上何偉和我興許擁有某種相同的淵源。在翻來覆去的一遍遍重溫中,我竟驚訝地發現,數年以來困擾糾纏吸引我的關于中國文化的疑慮竟與何偉當年提出的種種問題出奇地相似。而拋開與這座城市的各種機緣巧合,在網絡上,全國各地的讀者乃至海峽彼岸的臺灣同胞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了相似地感慨,這也正是何偉這位新世紀的馬可波羅所發出的訊息:

  “······城市在飛速發展著,在過去的二十年,那樣一種轉型變化的感覺——接二連三、冷酷無情、勢不可當,正是中國的本質特征。”

  如梭似箭的時光把試圖追溯記憶的人遠遠地拋在身后。何偉說,太多太多的西方作家的中國故事顯得灰暗和憂傷,而身處一系列改革變化中迷惘的我們又是否細致地端詳過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和我們自己呢?何偉從中國人身上感受最多的是一種潛在的幽默、生機和活力,而這些寶貴的品質是否又能被“敏感”的我們所感知呢?

  雖然何偉在《江城》中文版序中寫道:

  “從地理和歷史來看,這部書并不是關于中國的書,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時間內中國的某個地方。”

  但是,在這樣一個西方人眼中“永遠停滯的民族”的歷史中,在涪陵業已煥然一新的城市街道下,在長眠于三峽漲水的江邊舊城里,對于何偉來說,“舊時的激流停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對于我們來說,“挑盡孤燈”中夜讀《江城》,那種不可名狀的感受,似是故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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